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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國學徒制的未來:調解員在新模式中的作用

      2020-05-11 12:10:14 《職業技術教育》 2020年4期

      Ann Hodgson Ken Spours David Smith 趙蕾 管輝

      摘 要 世界各地的學徒制都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經濟形勢和社會環境,英國也不例外。立足于“調解員”的視角,分析英國最新的學徒制模式表明,這些調解員與雇主一起在地區層面工作,培養和提供當前的大部分學徒,在英國學徒制改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現代擴張主義”的背景下,通過分析不同類型調解員的概念及模型,以了解這些調解員所發揮的作用。分析認為,英國新學徒制模式面臨許多挑戰,特別是在如何吸引中小企業、如何更好地支持學徒的流動和發展方面。主張建立由雇主、繼續教育學院和其他提供者、高等教育機構和地方政府組成的區域及本地網絡,以此來維持學徒市場,并提供學員進修途徑和刺激雇主對技能的需求。在適當的條件下,此類網絡可能會發展為“高技能生態系統”。

      關鍵詞 學徒制;中小企業;合伙關系;調解員;技能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 G719.5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0)04-0064-10

      一、英國學徒制改革的全球背景

      在過去30年中,隨著全球化和技術的發展,西方主要經濟體的制造業基地及其相關工作崗位大多向東南亞、南美和東歐轉移(Brown et al., 2011)。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勞動力市場一些技術性崗位的減少,管理、數字、服務類行業工作崗位的增加,崗位逐漸呈現出結構性變化,公司的性質和規模也隨著中小企業和自營職業的增加而發生改變(Eurostat, 2015)。這無疑是西歐、北美和澳大利亞的經濟以及教育培訓體系必須適應的一場經濟“大趨勢”。即使是一直保持傳統工作方式的日耳曼國家也不得不考慮改革,以應對全球化所引起的經濟和社會變化(Kuhlee, 2015)。所有國家的經濟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響,而各國都會根據獨特的國家歷史和政治經濟條件來回應這種趨勢。

      (一)英國的回應

      一直以來,英國在推進學徒制的改革,部分原因在于雖然學徒制獲得了歷屆政府的支持,但近幾十年來一直收效甚微,尤其是對于年輕人而言。在過去的5年中,雖然學徒人數大幅增長,但增幅主要集中在25歲以上已就業的人群,他們大多處于非傳統行業中,如商業、行政和法律、健康和公共服務、零售等行業,而且他們只需要短期培訓(CVER, 2016)。這導致了關于年輕人職業生涯起步機會(Ofsted, 2015)、交易成本(Steedman, 2001)、學徒制核心功能(Fuller and Unwin, 2016)和性別不平等(Fuller and Unwin,2013a;Young Womens Trust,2015)等一系列問題(Allen,2016)。

      為了平衡全日制教育和工作本位教育,在教育和工作之間建立更直接的聯系,繼《理查德學徒制報告》后(The Richard Review of Apprenticeships)(Richard,2012),保守黨政府于2013年10月引入了新的學徒制模式(DfE/BIS,2013),即“學徒開拓者”(Apprenticeship Trailblazer),這一模式的創立標志著以往學徒制框架范式的突破。該模式以學徒制標準為核心,依據“龍頭企業”所定義的“確定一個職業所需的全部能力”和“適當的培訓需要至少一年的時間”(BIS,2015: 19)要求,對能力進行總結性評估,而不是逐步獲得國家資格。該模式的目標是從2020年起,創造300萬個學徒崗位,并通過對年薪超過300萬英鎊的英國公司征收學徒稅進行融資。

      本文通過分析2016年春季在英國9個地區舉辦的27個焦點小組會議的文獻、政策文件和記錄,獲取了大眾對于英國學徒制新標準模式的早期看法。和其他研究一樣(e.g. Pullen and Clifton,2016),本研究認為,新模式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可能會重復以往政府在資助學徒制時所犯的錯誤。同時,建議那些在各地方和區域層面充當學徒政策“調解員”的人士,應當在支持新模式發展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特別是對于微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此項研究的參與者初步證明,各地方和區域網絡在匯聚社會合作伙伴方面發揮著支撐作用,這種模式旨在超越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市場導向法的主導邏輯,強調為發展工作本位教育創造最佳條件。

      (二)英國學徒制的簡史——從雇主安排到政府參與

      英國的學徒制歷史悠久,其建立在雇主和學徒之間確立正式關系或簽定合同的基礎上(Clarke and Winch,2007;Mirza-Davies,2015;Fuller and Unwin,2016)。從歷史上看,學徒的數量和類型主要是由專業機構和雇主根據其特定工作場所的需要來調整。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參與學徒制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加之當時對該制度質量與公平性的批判,催生了新學徒計劃——現代學徒制(MAs)在1993年誕生(Harris,2003)?,F代學徒制的產生被視為就業部門推動的成果,目的在于使獲得三級資格證書的年輕人數量在2000年增長為現在的3倍(Hunt,1994)。富勒(Fuller)和昂溫(Unwin)(2013b)認為,隨著現代學徒制的誕生,學徒制職業資格形成的基本原則發生了變化?!爱敃r,學徒制成為一種強制性的“包裝”(被政府授予行業資格證書),而并非一種獲取市場認同的能力的學習計劃”。

      進入新世紀以來,現代學徒制在新工黨政府的領導下繼續發展?!犊ㄋ貓蟾妗罚═he CasselsReport,2001)指出,所有年輕人都享有現代學徒制的權利。在羅伊加德納(Roy Gardner)(HM Treasury, 2003)的主持下,現代學徒制特別小組宣布將采取行動進一步擴大和多樣化學徒制條款(Andalo,2004),并讓行業技能委員會(SSCs)負責在國家級學徒制框架藍圖中確定他們所處行業的學徒培訓內容?!独锲婕寄芘嘤栐u估》(Leitch Review of Skills)指出,到2020年,預計將學徒目標提高到50萬(Leitch, 2006),這也加速了學徒的多樣化?!皩W徒”14~16歲入學,那些尚未準備好接受學徒訓練的學生可做“實習學徒”(Pre-apprenticeships),三級學徒則被稱為高級學徒。

      回顧1994—2011年,可以看到學徒模式不斷地接受著審查和修訂,以期擴大學徒制在增強年輕人基礎性技術方面的作用,同時也采取了國家政策進行推動——目標、績效表、國家資格、資金和審查,以此推動學徒制這一議程。這種政府參與的形式產生了很多問題,包括完成率低,學徒制的中心目標被理解為職業形成,導致了質量與數量、教育體系需求與就業需求、年輕人與雇主以及政府不同需求之間的矛盾。2012年的《理查德學徒制報告》要考慮的正是這些棘手且根深蒂固的問題。

      (三)英國學徒制的新模式

      目前,保守黨政府進行的學徒制改革計劃旨在確保英國的學徒制更加嚴謹,并且能夠滿足雇主的要求。其起源于《理查德學徒制報告書》(2012),其中心原則于2013年3月被聯合政府接受(DfE/BIS,2013)。雇主已經成為創建“新能力標準”的主導者,學徒必須在培訓期結束時通過嚴格的分級評估來證明已經達到這些標準,且需要適當的英語和數學能力。各行業先驅者已經制定了第一批新標準和高水平評估方法,其他單位也將隨即效仿。在撰寫標準時,“學徒制開拓者”計劃已有超過100個行業的1300多家企業共同參與,出臺了228條新標準,其中100條新標準已經交付相應的評估組織,達到并獲取了資金限額的分配批準,其中超過40%的新標準處于更高水平(BIS,2013)。

      雇主負責新學徒制標準的設計,而政府的作用是確保學徒制的高質量,使其擁有更加豐富的內容,同時增強可遷移性,以保證公共投資的合理使用。因此,他們制定了所有新學徒標準都必須滿足的一些關鍵指標(BIS,2015)。政府的2020年愿景(BIS,2015)承諾會在議會任期內改用新標準,其大部分會在2017-2018年落實到位,并建立學徒制研究所(IfA)。這個由獨立主席和一小部分雇主組成的新機構將在2020年培養300萬學徒,并在此基礎上規范學徒質量。其將從2016年開始初具雛形,于2017年4月正式成立。

      學徒制的融資方式也處于改革之中。2016年1月(SFA,2016)發布了2016-2017年度新的融資規定。此外,數字學徒服務(DAS)計劃于2017年4月推出,該服務提供了一個“新的易于操作的在線雇主門戶網站”(BIS/DfE,2015:23)。此外,政府正在對英國所有的大型雇主征收學徒稅,由英國稅務海關總署(HMRC)落實。當雇主收入超過300萬英鎊時,學徒稅將按照0.5%的比例收取,而雇主將獲得15000英鎊的補貼以支撐征稅(BIS,2016)。在這些籌資安排中,預計中小企業將在近期政策安排下首次承擔雇傭學徒的費用。

      然而,政府最近的公告(2016年8月)明確表示,不繳納該稅的企業只需要共同投資10%的費用,并且雇傭16~18歲或19~24歲護理專業畢業生的中小企業則無需承擔任何費用。此外,還有額外的財政支持來支付英語和數學培訓的費用(DfE,2016)。很明顯,政府已經收到了與2016年初關于中小企業繼續參與學徒制研究相類似問題的來信。

      (四)研究途徑

      以下主要依據由就業和學習提供者協會(AELP)領導,并由教育和培訓基金會(ETF)資助的未來學徒支持計劃的一部分內容進行的實證研究。證明材料分別來自在英國9個地區舉行的27個焦點小組的“中心”會議,每個地區在2016年1月~3月期間舉行了3次會議。

      每個中心會議上都有來自獨立培訓機構、繼續教育學院和地方企業伙伴的代表,其中一些會議還包括培訓機構或雇主、地方當局官員和公共部門雇主等。參會者被定義為“調解員”,他們的職責是在各地方和區域層面解讀政府政策,并能夠直接與雇主達成合作伙伴,尤其是能夠與目前提供大量學徒名額的中小企業合作。中心會議會由研究人員協助主持,并且每一次會議紀要都會與參會者分享,以便檢查和進行詳細說明??傮w來說,這項研究反映了約100名參會者的觀點。

      二、調解員的視角——對英國學徒制新模式優缺點的看法

      在2016年初的研究中,所有焦點小組的參與者都對新學徒模式的潛力持積極態度,并希望它能夠成功。但同時,他們提出了一些與政策和執行進程有關的關鍵問題。

      (一)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略顯草率的決策過程

      第一個也是最普遍的問題,即變化的規模和速度,以及最終結果的不確定性。參會者以及與他們合作的雇主對于新學徒制的方法及其在實踐中將涉及的內容尚不清楚。他們認為新模式的復雜性,政策的不斷變化,以及各種形式不同來源的公告加劇了這種混亂。

      參會者還對大量的學徒制標準表示了關注,這些標準遠多于之前的學徒制框架,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他們是否會像適用于參與開發他們的大型雇主一樣適用于中小企業,這些問題還不能確定。

      學徒稅顯然是當前政策的基石,但大型企業的雇主將如何應對這一政策尚不明朗,目前產生的一些現象預示著學徒稅將會引起重大反響。參與者稱,通過與大型雇主的討論表明,一些雇主將會利用這一稅收重新調整更高級別和水準的課程,或為現有員工設計的培訓課程提供資金,從而提高新標準的價值。

      由于缺乏勞動力市場相關信息和人口趨勢更詳細的數據,學徒提供者很難在學徒空缺和起步、技能差距以及哪些行業部門正在增長或縮減等方面提出決策。許多提供者在討論過程中反復提到了過于倉促的政策部署,他們擔心審查情況沒有被充分重視,所有的主要利益相關者也沒有被全面告知。

      雖然人們相信一些過渡性問題可在中期至長期內得到解決,但目前仍缺少決策和規劃所需要的信息。一位參與者的評論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隱喻,“不確定性是很難被出售的”。

      (二)大、中、小、微型企業——一種模式,不同需求

      中小企業合作的參會者一致認為,新學徒模式的重點在于“企業”以及更高層次的技能標準制定上。盡管他們認為這很重要,但他們同時也質疑這對與其合作的個人和組織的實際影響。獨立培訓機構和繼續教育學院一直是學徒制的主要培養單位,同時也刺激了雇主的需求,但他們認為現在仍不具備充分的條件來建立一個多樣化的“學徒市場”。

      人們普遍認為,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在任何地方都占據了大多數市場,且提供大多數的學徒名額,特別是在較低層次。因此,在中小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市場背景下,參會者對于中小企業能否在征稅制度下承擔預付款感到擔憂,并強調了中小企業和小型供應商在資金方面面臨的困難,目前采取的普遍做法是雇主以實物而不是現金支付學徒。研究人員了解到,除非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安排出臺更明確的規定,否則許多企業將在短期內退出學徒制,這勢必會影響企業的參與度和學徒制新標準目標的達成。參與者還舉例說明新學徒制模式賦予了大雇主“特權”,比如這些新的標準現在由大型雇主,特別是較高級的大雇主制定,這也許并不適用于中小企業。與此相對應,中小企業往往沒有制定新標準的能力,對改革也并不熟悉,因此,他們只能依賴于國家政策的“調解員”。政府公共部門人士也指出,為這些企業制定的學徒培訓目標與緊縮政策所導致的公共財政基金減少并不匹配,而政府公共部門將如何回應尚不明確。

      總之,鑒于雇主和供應商之間發展情況的不確定性,參與者認為,在不久的將來,英國學徒制規??赡軙s小,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的學徒制。

      (三)質量保證

      參與者對新學徒模式的核心假設提出了質疑,即這種模式本質上保證了高質量是因為其僅由規模較大的雇主制定,主要集中在第4級和第5級。參與者重點關注的是新標準缺乏對質量保證的全盤思考,這可能會對學徒制產生負面影響。

      不同企業制定的行業標準相差很大,問題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和保證質量的實現,并在不同行業領域內保證質量水平的一致。此外,最終評核組織(EPA)對學徒在質量評估方面的話語權、征稅的公共責任以及最終質量標準等諸多方面也表示擔憂。

      參與者還指出,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學徒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可能會導致“競相壓價”,從而引起學徒質量下降。此外,在這個背景下的參與者并不清楚學徒制研究所(IfA)、教育標準辦公室(Ofsted)和高等教育質量保證機構(QAA)各自承擔的具體責任。

      (四)年輕人、標準、資格和流動性

      由大企業高層提供的新標準的另一假設在于,新標準將會很好地服務于年輕人。然而,參與者提出了一系列新學徒模式將對年輕人可能產生的影響。

      他們就可轉讓學徒制進行了詢問,該標準是根據少數雇主設計的,沒有國家資格認證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適用于希望跳槽或換工作的年輕人,特別適合就職于不太知名企業的學徒。此外,他們擔心由特定公司開發和領導并為滿足其自身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學徒標準,不足以滿足該職業所需的全部能力。他們還質疑現有的機制能否確保學徒標準著眼于未來以及滿足當前的技能需求。

      參與者提問到,學徒制標準沒有在各個層面制定,那么年輕人的晉升階梯標準在哪里?他們與技術資格的獲取有何關系?參與者還擔心那些沒有通過最終評估考試,沒有完成學徒期,或發現自己的雇主或供應商破產學徒的安全。

      從重視資格實踐的舊框架轉向終點評估的新學徒制標準,這項舉措被認為與先前的學徒制框架和資格實踐大不相同,新學徒制標準正充滿著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終點評估的概念整體受到了質疑——一項總結性評估是否能夠涵蓋所有職業活動的全部能力?為什么評分是必要的?其如何與基于能力的體系兼容?如何實現不同標準之間的一致性?以及能否確保有足夠的專業重點評估組織來滿足所有學徒的各級標準要求?這些還有待考證。

      (五)供應者、經濟可行性、專業能力和知識

      許多參會者,特別是獨立培訓機構認為,自己可被稱為“市場制造者”,因為他們扮演著回應學徒和雇主需求、“出售”學徒制、吸引潛在學徒和雇主的角色。但是,在新市場如何運作及其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方面,仍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有人對中小企業和供應商如何保障和支付學徒費,以及他們是否會輸給支付稅款的大雇主表示擔憂。人們也意識到,教育培訓機構需要改造其師資結構以適應新學徒制的模式,因為該模式需要多種不同技能的組合,其中包括成本計算、定價和建立培訓方案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不太重視評估。

      廣泛來說,新模式中過多的未知因素很可能導致“計劃失敗”以及學徒規模的縮小。一名參會者報告稱,許多雇主和供應商伙伴仍在“觀望計劃中”。因此,參會者重點擔憂的是學徒市場的衰退甚至崩盤。

      (六)對先前學徒制框架模式的反思

      鑒于學徒制新模式的出現及其新特點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引發了一些對以前框架模式優勢和劣勢的思考。參與者認識到,先前模式存在的問題在于,該模式繁瑣死板,缺乏靈活性,各級之間存在差距。各行業的標準化程度非常低,有些條款非常拙劣,甚至是“騙局”,這些問題導致學徒制品牌受到外界質疑。與此同時,他們也認為,作為一種框架模式,其仍然具有顯著優勢,質量水平不斷提高,同時獲得了較高的滿意度,尤其是來自學徒的滿意度,畢業率不斷提高,實現可轉讓的資格認證。雖然人們認識到其中的一些框架已經“過時”,需要更新,但并非所有框架都是如此,有些仍能發揮良好作用。

      反響有好有壞,這導致一些人質疑是否需要一個全新的學徒模式。有人擔心,摒棄舊模式會像“嬰兒被扔進洗澡水里”一樣糟糕,以及學徒制改革是否需要一個更漸進的方式。有人建議,現在應該是暫停、評估和反思先前經驗教訓的時刻,這之后才能以更深思熟慮的方式向前邁進。

      (七)學徒制改革中的有利因素

      在最后一輪中心會議期間,參與者被要求思考學徒制改革和標準實施的有利因素。他們對學徒制新標準進行了深度思考。一是合作伙伴關系和學徒共享合約。參與者強調,雇主和學徒提供者之間現有的伙伴關系,可能為改革后新模式提出的技能和知識的標準提供強有力的基礎。如果能夠繼續延續,這種有效的本地和區域之間的合作將被視為學徒制非常積極的推動因素。二是雇主網絡——專業協會和雇主網絡,特別是那些在地方或區域擁有分支組織的雇主,可被視為學徒能力建設和高質量學徒培養的核心參與者,其中包含旨在滿足執業許可和專業人員資格需求的終點評估組織。三是真實的職業標準。支持新模式的關鍵要素在于該模式能夠鼓勵更多的雇主參與,并提高學徒制的影響力,同時也能夠使高等教育機構充分地融入學徒制。如果雇主們選擇相信新學徒制模式的質量,那么他們將從中受益。四是學徒稅——盡管參與者之前對學徒稅表示擔憂,但他們認為,該稅可以吸引更多資金進入學徒制,對各方都有利。五是明確的職業發展路徑——參會者希望看到學徒發展路線,這些路線可以向雇主和學徒展示學徒職業生涯開始的地方,以及最終的學習成果。六是基于各地區的評審——如果對繼續教育學院(FE colleges 5)的基于地區的評審促成了更有彈性的評審制度,那么以雇主為中心的企業將更愿意與當地利益相關者合作,參會者認為,這將推動各區域學徒制的發展,并有助于在各區域之間或區域內制定發展路線并推動行業整體專業化。

      這些有利因素表明,參會者希望看到更多的連結性和整體性想法——將國家標準框架與各地方和各區域網絡緊密結合起來,并將新模式與職業教育,以及教育培訓體系的其他部分聯系起來。

      三、英國學徒制新模式的調解和治理——一個概念模型

      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概念模型,用來闡述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和“現代擴張主義”背景下“調解”的概念(Jessop,2013),并找到這些被稱為“調解員”的參會者,讓他們解釋對新學徒制模式的看法,從這些重要的各地區踐行者視角簡要分析新模式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一)新自由主義經濟和現代擴張主義

      在過去30年左右的時間里,由于需要彌補和糾正雇主在學徒技能培養中潛在的問題,英國政府不斷地參與到工作本位學習過程中。這個問題來源于英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本質(Hutton,2015),這一本質對教育和培訓產生了重要影響——致使經濟金融化和青年就業機會減少、高質量的英國工業公司減少、外資全球企業的招聘條件增多、中小企業和微型公司占據優勢以及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產生等。此時,教育培訓體系往往是第一個受害者(Allen,Ainley,2013)。除此之外,還有政治原因,即主要政黨試圖贏得某些關鍵社會群體(如藍領選民)的支持,他們歷來將學徒制視為年輕人的可行路徑。

      在過去的150年里,由于民主擴張和政治變動,英國已經從一個“守夜人”(Gramsci, 1971 translation)轉變為一個“現代擴張主義”(Jessop,2013)。國家政府機構多樣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福利國家的建立,以及地方政府作用的增強和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都反映了這種擴張。

      然而,在過去的30年里,隨著國家政策導向作用和地方政府地位的下降,現代英國權力也變得更加集中化(Newman,2001)。盡管如此,英國各地的民主權力下放和英國政府內部“權力下放協議”的出現,使得地方聯合政府在技能發展方面擁有更大的權力。這種情況下,權力的鐘擺可能正在轉向反對中央集權(NAO,2016)。雖然英國權力下放過程的真實性受到質疑(e.g. Keep, 2015; 2016),但在國家各地區和地方各級之間,由于不同的戰略和想法而發聲的機會逐漸增多,從而也造成了更復雜的政治局面。

      (二)概念化調解的力量和因素

      教育專家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和制度來解讀國家政策是一項復雜的過程。專家們不總是使用符合國家政策制定者預期的方式解讀政策,以便他們通過自己的方式在國家政策實施上產生影響(e.g. Bowe et al. 1992; Wallace and Hoyle, 2005; Coffield et al., 2008)。本研究試圖擴大調解的概念,使其囊括國家(中央)和地方(分散)兩級之間的關系,以及現代擴張國家背景下私人和公共經濟領域之間的關系。

      集權和分權之間的斗爭產生了軸心的兩極。過去35年來,盡管歷屆政府都聲稱希望將權力移交給地方一級(Hodgson and Spours, 2012; Keep, 2015; 2016),但在這兩極之間,集權趨勢愈加明顯,私人或公共經濟軸心是代表各種經濟關系的經濟統一體。同政治軸心發生轉變一樣,經濟軸心在過去30年里產生了另一場轉變,這是一場朝著更高市場化程度、減少公共經濟的轉變(Keep,2016)。

      這兩條相交線產生了四個象限,這四個象限用來代表中央政府的行動以及各地區行動。象限1和象限2反映了中央政府的行動,象限3和象限4反映了更加分散的各地區行動。象限1主要是包含集中和市場化的政策,根據新的學徒制模式,這些政策側重于一類特定的經濟實體——大企業(因為它們在制定職業標準中發揮著主導作用)——而不是針對整個經濟體。這一象限可以視為一種適應性的新自由主義治理形式。象限2——包含適用于整個新模式和企業的集中監管政策(如融資、評估監管、檢查和質量保證職能)。第二象限可視為一種更經典的凱恩斯主義或官僚主義治理形式的代表。象限3——包括面向市場的參與者,如獨立培訓供應商、繼續教育學院和當地合作企業,在地方層面解讀、調解和制定州政策。第三象限可被視為一個下放市場的代表。象限4涉及權力下放的公共治理機構和相關人員,包括地方政府和工會等機構,也可以包含更多的公共或私人組織,如基于各部門和各地區的網絡。象限4可視為權力下放的社會合作伙伴關系的理想形式代表。見圖1。

      雖然可以看出每個象限都代表不同的治理模式,但實際上,任何象限或其子元素都以復雜且相互交錯的形式存在,其中一個或幾個象限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占據主導地位。交錯形式取決于中央政府的立場和它的總體意識形態,以及這一層次以下各層的行動。此外,即使在一項政策中,特別是與新學徒制相關聯的多層面政策中,當政策文本的意識形態與實際執行發生沖突時,一個或多個象限的要素也可能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階段發揮作用。

      (三)誰是新學徒制模式的調解力量?

      建立新學徒制模式的決策者更集中的反映了保守黨政府的意識形態,構想了一個需要最少調解的學徒制模式?!罢{解員”的使用與前工黨政府有關(例如,部門技能委員會和培訓計劃中的“經紀人”)。有人質疑他們違反了真正的職業標準,甚至允許腐敗行為占上風(Pullen and Clifton,2016)。但是,新模式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是承諾和鼓勵了大雇主企業,并保證了學徒申請者對職業標準的了解,而不需要與象限4、3甚至象限2相關的調解者參與。

      然而,此研究的參與者——獨立培訓機構、繼續教育學院、網絡協調員、地方政府和當地合作企業代表——他們認為,如果要對新模式進行評估,中小企業和其他培訓機構等都仍是新學徒制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力量認為自己在修正政府政策,以及支持學徒制在地方一級的實施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可以位于象限3,較小程度上位于象限4。因此,他們處于國家調解范圍的下放末端。

      (四)政治性的質量擴張或限制——新學徒制模式還有其他方法嗎?

      已發表的關于新學徒模式的研究(e.g. Lanning, 2016; Fuller and Unwin, 2016; Pullen and Clifton, 2016),在意識到需要解決根深蒂固的歷史問題的同時,也質疑政府政策是否能扭轉工作本位培訓導致質量長期下降的問題。學徒制作為一種獨特的技能培養模式,富勒(Fuller)和昂溫(Unwin)強調了其作用。他們還強調了企業政策對于提供“更廣泛”的技能培訓的重要性,同時強調了國家監管部門在實踐操作中的促進作用(e.g. 2003, 2008)。同時,他們提出,為了使雇主和提供者致力于培養高質量學徒,建立一種“關系網絡”的重要意義。從工作本位學習這一角度來看(2016年),新的學徒制模式和配套政策并沒有為其提供有利環境,這是由于實現300萬學徒崗位這一目標,這一目標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對培養高質量學徒不太堅定的雇主,以及那些僅關注于較高技能水平的雇主,這些雇主會限制較低技能的人的發展路線,特別是影響年輕女性。一些研究人員也質疑某些雇主“追求”稅收的方式(Pullen and Clifton,2016;Keep and Relly,2016),盡管有些人樂觀地認為,此舉將為該模式吸引到更多資金(e.g. Wilson, 2016 and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富勒(Fuller)和昂溫(Unwin)的分析以及普倫(Pullen)和克利夫頓(Clifton)的最新報告顯示,工作本位學徒制雖受限于特定行業和企業類型,而卻是確保高質量學徒制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此外,當前政府與前任政府同樣出于政治原因,致力于學徒制的迅速發展。

      參與這項研究的調解員可能會提出第三種方法——既不是限制,也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的擴大,而是學徒制的“有機增長”,其中包括富勒(Fuller)和昂溫(Unwin)(2016)提出的一些策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正如我們在九個區域中心的調查結果報告中看到的那樣,參與者主張將戰略政策從象限1轉向象限2、3和4。

      針對一系列的全面監管方法,參會者雖然認識到新監管方法的主要特征——大公司的參與,更高技能水平標準,反映最真實的行業要求——這些可以提升學徒制影響力。但參會者認為,該方法的構思過于狹隘和意識形態化。相反,他們希望看到一種更平衡、更廣泛的監管方法,更加注重學徒可移動資格認證,同時希望學徒制研究所和教育標準辦事處能發揮重要監督作用來支撐其監管質量。他們還討論了“執業許可證”,該證被視為針對勞動力市場和高質量培訓的一種更常用的監管方法,使其不再僅依賴單一政策杠桿(例如學徒稅)和大雇主對職業標準的控制。參會者認為,新模式的內在邏輯本身并不會引起學徒質量的提高,這些參會者的觀點表明了朝向象限2的預期運動。

      (五)在資金支持下擴大雇主基礎

      雖然有人支持征收學徒稅和雇主承擔部分費用的想法,但有人擔心這一政策變化對雇主參與度以及其他各方面產生影響。在最近的一項針對雇主的調查中,39%的受訪者表示,由于這項稅收,他們將減少對非學徒制培訓的投資水平,限制工資增長,并減少接收畢業生人數(CBI/Pearson,2016)。這種稅收同樣影響著雇主規模,無論雇主屬于哪個部門,隨后都會像以前其他的征稅計劃一樣,失去潛在的部門所有權。

      正如所看到的,大雇主和公共部門可能不會像設想計劃的那樣參與進來,對新模式的融資以及標準的達成方案,可能會抑制一些中小企業的參與。因此應該從批判的角度看待政府最近的政策調整。不過從象限來看,政府政策調整再次表明隨著資金基礎的擴大,更應該從象限1轉變到象限2。

      (六)減少政策制定倉促性和狹隘性,增加政策聯系性

      政策制定的倉促性及其狹隘性受到了大量批評。政策制定和推出速度過快,導致缺少具有前瞻性的規劃和評估,以及缺少對舊模式經驗教訓的吸取。而且在各方磋商時,新模式的引入并沒有參考技術和職業教育體系的其他部分,特別是基于各地區的審查和16歲后技能計劃(DfE,2016)。此外,這種模式在全國范圍內似乎是獨立存在的,其沒有參考英國其他學徒制及國際制定的質量基準(Syndicat European Trade Union/Unionlearn, 2016)。因此,這種模式并沒有解決英國內部的可調動性難題,這是調解員提出的問題,也是雇主在英國勞工聯合會/皮爾遜調查(CBI/Pearson survey,2016)中重申的問題。這些批評更加說明從象限1再次朝向象限2、3和4移動的必要,向象限2、3、4的移動代表權力下放和政策的放緩審議。

      四、英國學徒制的未來——走向權力下放和社會伙伴合作模式

      (一)如何應對英國經濟的長期結構變化

      本研究認可富勒(Fuller)和昂溫(Unwin)以及普倫(Pullen)和克利夫頓(Clifton)針對關于學徒制質量所進行的具有邏輯性的思考。同時,研究認為,對于中小企業和反映英國經濟更深層次結構變化的部門(如文化產業),需要提出其他思考。關鍵問題是如何將經濟更好地融入學徒制并能夠更廣泛地支持職業教育和培訓。未來的工作需要更加周密地考慮,各地方針對不斷變化的經濟和國家政策指向應該不斷進行調整適應。

      (二)地方和區域網絡以及發展“高技能生態系統”

      不出所料,參與這項研究的調解員試圖繼續發揮他們在學徒制發展中的作用,對于獨立培訓機構和繼續教育學院而言,這是收入來源,對地方合作企業和地方政府部門而言,這是他們組織職權范圍的一部分。但參會者的觀點不僅代表個人利益,到第三次中心會議時,他們越來越重視如何讓地方和區域合作網絡發揮更大作用,如何在更加有利的國家政策導向內采取行動,以及如何將學徒制與廣泛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緊密聯系起來。

      這些各地方和各區域網絡可以由雇主(以及他們的組織,如商會和專業協會)以及獨立培訓供應商、繼續教育學院、高等院校(及其網絡)、地方教育機構和地方政府等組成,概念定義為建立區域“高技能生態系統”組織(e.g.Finegold,1999;Buchanan,2006;Hall and Lansbury,2006;Payne,2007;Hodgson和Spours,2016a),以此為大眾提供更廣泛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并在保持和增加學徒人數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關于雇主和各區域合作網絡的文獻(e.g. Malmberg and Power, 2005; James et al., 2011; James, 2012)表明,雇主參與的形式以及合作交流的質量不僅對于增加技能和資格供應很重要,對于創造“學習機會”更是至關重要。

      (三)民主權力下放和地方一體化領導

      各區域網絡和伙伴合作關系的發展取決于當地企業以及國家和地方政府是否一致支持,他們認識到學徒制的未來發展并不是通過競爭的方式,而是通過更加密切的合作方式來獲取保證。對倫敦地區的研究(Spours et al., forthcoming)表明,地方政府,特別是權力下放過程中產生的新興聯合權力機構,正試圖創建更強大的地方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并在其中發揮綜合作用,這種體系不僅能發展學徒制,而且能將學徒制與職業教育、技能和專業教育的其他形式聯系起來。然而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即在自上而下的國家體系中,為了有效調控學徒制的發展,應該將多少權力下放給地方一級(Hodgson and Spours,2012;keep,2015,2016)。

      (四)一個更具漸進性和反思性的決策過程

      英國政府在制定政策上似乎總是倉促而激進,而雇主、教育和培訓機構都十分清楚,一些重要戰略發展的制定不應該也不能倉促。政策制定的歷史過程表明,有效實施和建立伙伴關系需要時間。這表明,諸如資金、審查和最終衡量標準等政策指導需要合作伙伴的回應和支持。這些事實都進一步證明了制定學徒制新以及模式改革的重要性,這對于年輕人以及向他們提供建議的人而言,橫向和縱向的晉升途徑都將更加清晰透明。

      五、結論

      目前,新學徒模式的重心在象限1,它比其他象限更偏向于大雇主。參會者承認大雇主的重要作用,但他們不僅強調了自己作為中小企業“調解員”的作用,還指出應發展一種更接近象限4的權力下放的社會伙伴合作模式。這將把新學徒制和其他更廣泛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聯系起來,這種體系將更加重視學徒以及學徒在工作中的學習培訓和進步。參會者還認為,學徒制模式為了提高質量而縮減規模的情況是可以規避的,他們認為,在全面的國家監管環境支持下,地方層面的合作關系可以得到顯著改變,從而有機地擴展學徒制規?!@建立在象限2和象限4中各種力量和因素之間關系平衡的基礎之上。

      參 考 文 獻

      [1]Allen, M. Another Great Training Robbery or a Real Alternative for Young People: Apprenticeships at the Start of the 21st Century[R]. London: Radicaled,2016.

      [2]Allen, M, Ainley, P.The Great Reversal: Young Peopl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in a Declining Economy[R]. London: Radicaled,2013.

      [3]Andalo, D. Clarke Announces Apprenticeship Shake up[N]. The Guardian, 10 May,2004.

      [4]Association of Employment and Learning Providers (AELP). Apprenticeship Funding and Register[Z].2016.

      [5]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 The Future of Apprenticeships in England: Implementation Plan.2013.

      [6]BIS.The Future of Apprenticeships in England: Guidance for Trailblazers from Standards to Starts[R].2015.

      [7]BIS/DfE.English Apprenticeships: Our 2020 Vision[R].2015.

      [8]BIS.Apprenticeship Levy: How it Will Work[R].2016.

      [9]Bowe, R., Ball, S. J. and Gold, A. Reforming Education and Changing Schools: Case-studies in Policy Sociology[M]. London: Routledge,1992.

      [10]Brown, P., Lauder, H. and Ashton, D. The Global A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1]Buchanan, J. From‘Skill Shortagesto Decent Work:The Role of Better Skill Ecosystems[R]. Sydney: 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06.

      [12]Cassels, J. Modern Apprenticeships: The Way to Work. The Report of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s Advisory Committee[R]. London: DES,2001.

      [13]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VER). Response to the SubCommittee on Education Skills and the Economy: Apprenticeship Inquiry[R].2016.

      [14]Clarke, L. and Winch, C. Introduction in L. Clarke and C. Winch (e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Developments and Systems[M]. London: Routledge,2007.

      [15]Coffield, F., Edward, S., Finlay, I., Hodgson, A., Steer, R. and Spours, K. Improving Learning, Skills and Inclusion: The Impact of Policy[M]. London: Routledge Falmer,2008.

      [16]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Pearson The Right Combination[R].London: CBI/Pearson,2016.

      [17]DfE.Post-16 Skills Plan[Z].2016.

      [18]DfE/BIS.The Future of Apprenticeship in England: Next Steps from the Richard Review[R]. London: DfE/DBIS,2013.

      [19]Eurostat.Statistic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Z].2015.

      [20]Finegold, D. Creating Self-sustaining, High-skill Ecosystems[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99,15(1):60-81.

      [21]Fuller, A. and Unwin, L. Learning as Apprentices in the Contemporary UK Workplace: Creating and Managing Expansive and Restrictive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2003,16(4):407-425.

      [22]Fuller, A. and Unwin, L. Towards Expansive Apprenticeships: A Commentary for the ESR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gramme[R].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2008.

      [23]Fuller, A. and Unwin, L. Gender Segregation, Apprenticeship and the Raising of the Participation Age in England: Are Young Women at a Disadvantage? [J].LLAKES Research Paper 44. London: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2013.

      [24]Fuller, A. and Unwin, L.Apprenticeship and the Concept of Occupation[R]. London: Gatsby,2013.

      [25]Fuller, A. and Unwin, L.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Apprenticeship T. Lanning (ed) Where Next for Apprenticeships?[R].Policy Report, CIPD, August,2016.

      [26]Gramsci, A.Prison Notebooks[Z].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71.

      [27]Guile, D. Apprenticeship for Liquid Life: Learning in Contingent Work Conditions for Contingent Employment[R].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Forthcoming.

      [28]Hall, R. and Lansbury, R. Skills in Australia: Towards 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Skill Ecosystems[J].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6:48,5,575-592.

      [29]Harris, M. Modern Apprenticeships: An Assessment of the Government's Flagship Training Programme[R]. IoD Policy Paper,2003.

      [30]HM Treasury. Speech made by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Gordon Brown, at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Modern Apprenticeship Taskforce in 11 Downing Street[Z]. 25 February,2003.

      [31]Hodgson, A. and Spours, K.? Three Versions of Localism: Implications for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UK[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39, 2, 193-210,2012.

      [32]Hodgson, A. and Spours, K.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Ecosystem Thinking: Its Relevance for Edu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calities[R]. Paper given at an Ecosystem Seminar at UCL IOE, 22 June 2016,2016a.

      [33]Hodgson, A. and Spours, K. Restrictive and Expansive Policy Learning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Knowledge Exchange in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Across the four Countries of the UK[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31 (5) 511-515,2016b.

      [34]Hunt, D. Closing the Skills Gap: Modern Apprenticeships[R]. Insight No. 29, Spring 1994, pp.5-7,1994.

      [35]Hutton, W. How Good We Can Be: Ending the Mercenary Society and Building a Great Country[Z]. London: Little, Brown,2015.

      [36]James, L., Guile, D., and Unwin, L. From Learning for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o Learning for Growth: Re-examining Clusters, Innovation and Qualifications[R]. Published by the Centre for Learning and Life Chances in Knowledge Economies and Societies,2011.

      [37]James, L. Education and Skills Policy for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sights from Territorial Innovation Models and Territorial Knowledge Dynamic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 (11) 1804-1820,2012.

      [38]Jessop, B. State Power[M]. Cambridge: Politybooks,2013.

      [39]Keep, E. Further Education and Localism in the Context of Wider Debates-Concerning Devolution[R]. AoC/SKOPE Research Paper No. 1, Londo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2015.

      [40]Keep, E. The Long Term Implications of Devolution and Localism for FE in England[R]. Oxford: SKOPE,2016.

      [41]Keep, E. and Relly, S. Employers and Meeting the Governments Apprenticeship Target: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R]//in T. Lanning (ed) Where next for Apprenticeships? Policy Report, CIPD, August,2016.

      [42]Kuhlee, D. Federalism and Corporatism: On the Approaches of Policy-making and Governance in the Dual Apprenticeship System in Germany and their Functioning Today[J].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 (4) 476-492,2015.

      [43]Independent Panel on Technical Education (Sainsbury Review)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Panel on Technical Education,2016.

      [44]Lanning, T. Introduction in T. Lanning (ed Where Next for Apprenticeships? Policy Report, CIPD, August,2016.

      [45]Leitch, S. Prosperity for all in the Global Economy World Class Skills[R]. London: HM Treasury,2006.

      [46]Malmberg, A. and Power, D. How do Firms in Clusters Create Knowledge Industry and Innovation[R]. 12, (4) 409-431,2005.

      [47]Mirza-Davis, J. Apprenticeship Policy, England Prior to 2010[R]. House of Commons Briefing Paper 07266, 23 July,2015.

      [48]Newman, J. Modernising Governance: New Labour, Policy and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1.

      [49]Ofsted. Apprenticeships: Developing Skills for Future Prosperity[M]. London:Ofsted,2015.

      [50]Payne, J. Skills in Context: What can the UK Learn from Australias Skill Ecosystem Projects?[R].SKOPE Research Paper No 70. SKOPE: University of Oxford,2007.

      [51]Pullen, C. and Clifton, J. Englands Apprenticeships: Assessing the Newsystem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JP Morgan Chase New Skills at Work Programme[R]. London: IPPR,2016.

      [52]Richard, D. The Richard Review of Apprenticeships[R].2012.

      [53]Steedman, H. Benchmarking Apprenticeship: UK and Continental Europe Compared,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ptember,2001.

      [54]Syndicat European Trade Union/Unionlearn.A European Quality Framework for Apprenticeships[R].2016.

      [55]Wallace, M. and Hoyle, E. Towards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a Reformed Teaching Profess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SRC TLRP Thematic Series‘Changing Teacher Roles, Identities and Professionalism, Kings College, London, 5 July,2005.

      [56]Wilson, T.‘Unions and Employers in the Driving Seatin T. Lanning (ed Where next for Apprenticeships? [R].Policy Report, CIPD, August,2016.

      [57]Young Womens Trust. Making Apprenticeships Work for Young Women[Z].2015.

      Future Apprenticeships in England: The Role of Mediation in the New Model

      Ann Hodgson, Ken Spours and David Smith (Author); Zhao Lei, Guan Hui(Translator)

      Abstract? Apprenticeship systems across the globe are having to adapt to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ends. England is no excep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latest model of apprenticeship in Eng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mediators”who work at local and regional level with employers to construct and deliver the majority of current apprenticeships. The role of these actors is examined throug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alysing different forms of med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 expanded state”. Their view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27 focus groups in nine regions of England in Spring 2016 and involving over 100 participant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new apprenticeship model faces a number of challenges; notably how to enga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how to better support the mobility and progression of apprentices. Participants advo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nd local networks comprising employers, FE colleges and other providers, HEIs and local government, as ways of sustaining the“apprenticeship market”, providing learner progression routes and stimulating employer demand for skill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se types of networks might develop into“high skills ecosystems”providing certain conditions are met.

      Key words? Apprenticeship; SMEs; partnership; mediation; skills ecosystems

      Author? Ann Hodgson, professor of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Ken Spours, professor of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avid Smith,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ranslator? ?Zhao Lei, master student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 Guan Hui, doctoral student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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