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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公共性探析

      2020-05-11 12:10:14 《職業技術教育》 2020年4期

      肖鳳翔 郭婕

      摘 要 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作為現代社會福利,公共性是其重要屬性,具體表現為福利保障普惠化、供給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社會化。福利保障普惠化即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面向全體、服務終身、惠及社會;供給主體多元化即政府、企業、勞動者、志愿組織共同承擔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責任;治理方式社會化即依法規范與契約約束相結合,推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協同治理。

      關鍵詞 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職業培訓;公共性;社會福利

      中圖分類號 C9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20)04-0041-07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以來,貧困現象伴隨工業化日益加劇,困擾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學界對之進行探索,提出了不同的學術觀點,旨在為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擺脫困境建言獻策。學者們將職業技能視為影響個體生計是否可持續的基本要素,從而改變了國際社會的社會福利觀,主張對貧困者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使個體通過職業技能培訓擺脫貧困,獲得積極的社會福利。有研究揭示,對個體教育或培訓的投資是非消費性支出,具有生產性投資的根本屬性,成為支撐政府改變公共福利供給方式的根本原因。將職業技能培訓作為社會公共福利供給的重要形式,通過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受訓者就業能力、增強其勞動力市場競爭力,已成為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救助弱勢群體擺脫貧困、促進發展所通行的公共福利政策工具。信息社會呼喚學習型社會的來臨,學習型社會賦予學習新的意蘊。職業技能培訓伴隨個體生存境遇獲得新的意義,成為個體終身學習和發展的途徑,具有助力個體生計和發展的價值,反映公眾對國家或政府的公共福利政策的價值訴求。

      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加速扶貧力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人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幫助貧困地區和人口告別絕對貧困的偉大工程,職業技能培訓成為幫助貧困人口脫貧的重要手段。黨的十九大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一帶一路”倡議促進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魯班工坊”成為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名片,以項目為載體的員工職業技能培訓有效推動了“一帶一路”國家設施聯通、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和利益共享。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提出了兩點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公共性直接相關的內容:一是“建立公共就業服務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完善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系”,二是“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公共性成為聯系上述兩點的內在邏輯。公共性是公共領域所具有的共同屬性,其涉及“公共領域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不僅構成了公共領域本身,而且還規定著其中的秩序、制度、原則及其規范”[1]。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公共性是職業技能培訓對于受訓者的公平性,影響個體發展的公益性即非排他性,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作為公共社會福利的普惠化,職業技能培訓責任主體的正義性,政府主導多元主體供給權責對等性,職業技能培訓治理的社會化。本文從福利保障普惠化、供給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社會化三方面對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公共性進行詳細論述。

      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福利保障普惠化

      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作為社會公共福利已成為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的共識,其公共性或對受訓者發展影響的公益性體現為非特定性或非排他性,使接受培訓者共同受益,即普惠化。普惠化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服務惠及社會公眾,增進人民福祉。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具有一定的消費非競爭性和收益非排他性,屬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準公共產品[2]。根據我國對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服務提供的制度安排,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是由政府主導的、滿足公共教育需求的社會福利事業,彰顯了公益性的價值訴求和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作為準公共產品,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受益對象日益廣泛,影響范圍越來越大,普惠化表現在面向全體、服務終身、惠及社會三點。

      (一)注重重點人群職業技能培訓

      作為現代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是國家技術技能積累的重要途徑,滿足公眾終身學習和終身發展的需要。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在受益對象上具有廣泛性,面向社會各階層成員的同時,注重對重點人群的扶持或優待,保障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接受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權益。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宗旨可以概括為既要“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的民生工程。

      個體的人生經歷可分為可預期和不可預期兩類,與之相對,職業技能培訓可以歸為常規職業技能培訓與非常規職業技能培訓。一方面,“錦上添花”指常規職業技能培訓注重規模的擴大。常規職業培訓容易預期,培訓對象通常是國家或社會規劃范圍內的處于專業教育階段的學生或尋求職業發展的青年,他們多為進入職業生涯前的社會成員,一般具有較為確定的專業領域和就業方向,職業技能培訓有助于他們獲得更有利的就業機會,擴大培訓規模所發揮的社會效應。2019年發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要求建立并實施“1+X”證書融通制度[3],使職業技能培訓制度成為職業學校教育的重要制度設計,有效擴大我國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規模,對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可謂“錦上添花”,有助于職業院校學生的發展,有效提升了職業院校學生可持續發展和應對勞動力市場需要的能力。

      另一方面,“雪中送炭”指非常規職業技能培訓注重結構的調整。非常規職業技能培訓對象是重點人群或弱勢群體,注重結構調整就是將培訓資源更多地投入到重點人群的職業技能培訓,讓他們受益,從而擺脫就業困境。重點人群或弱勢群體被羅爾斯稱為“天賦較低”和“出身不利”者,社會要對其進行教育資源的補償[4]。2018年印發的《關于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重點人群包括農村勞動力、軍人、初高中未升學畢業生、失業轉崗工人、貧困家庭或殘疾人等其他就業困難者[5]。之所以要注重扶持或優待重點人群的非常規職業技能培訓,理由有三:一是這類培訓對象社會階層的構成難以預期;二是這類培訓對象分散而空間分布廣,難以集中;三是落后觀念阻礙培訓對象的參與度,消除傳統文化阻力,擴大他們參與培訓的需求。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政策向重點人群傾斜,面向易被忽視的重點人群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使“無業者有業”,滿足社會成員向上發展的合理利益訴求,更有民生意義,體現“雪中送炭”的價值,在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的現實背景下對于改善社會民生、維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6]。

      (二)技能培訓貫穿個體職業生涯

      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彰顯終身教育的思想,服務人的終身發展。終身教育思想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成人教育局局長保羅·朗格朗提出,終身教育是涵蓋個體從生到死的整個生命周期的發展與學習[7]。學校教育不是個體一生學習的終結,個體也不能憑借學校教育或培訓享用終身,終身學習時代需要統一與連續的教育活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伴隨個體終生的學習、工作和退休的不同階段,連接人們的學習、工作和休閑,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終身發展,貫穿職業生涯全過程。

      個體一生各個年齡階段具有不同的發展需求,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關注個體的生命狀態,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合適的職業教育,促進其終身發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具體形式包括學歷繼續教育、職業技能培訓、社區(老年)教育等。

      首先,學歷繼續教育拓寬多路徑成才的渠道。當前,人才發展道路由高中到大學的一元式拓寬到普職融通、學習成果銜接的多樣化。學歷繼續教育為未能升入普通高中或大學的適齡青年提供了獲得更高一級教育的機會,向不適合應試教育的學生傳授相應的成才知識與技能,做到“人盡其才”。個體在學校教育階段后接受再學習,也會帶有更明確的職業生涯規劃,從而更有效地提升自身職業技能,為就業做準備。

      其次,職業技能培訓滿足在職發展與再就業需求。我國供給側結構改革與產業轉型升級,對勞動者的職業技能水平和轉崗創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堵殬I技能提升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重視企業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要求加強職業技能、通用職業素質等創新型培訓內容,有助于培育高素質高技能的勞動者[8]。一方面,職業技能培訓為追求職業發展的在職員工提供更新知識、研修提升的平臺,促進其具備更高水平的職業技能素質;另一方面,職業技能培訓針對轉崗就業人群提供技能培訓服務,例如農民工與失業下崗人群的技能培訓、退伍軍人的轉崗培訓等,幫助其掌握勝任某類崗位的一技之長。

      最后,社區(老年)教育豐富個體的精神生活。個體應從勞動中解放出來,具有充分的余暇及自由時間[9]。社區教育不再是為勝任某類崗位的技能準備活動,而是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美好生活愿景的教育形式。社區教育將教育與社區生活相結合,社區成為終身學習的重要空間,回歸社會生活的教育顯現出別樣的生命力。社區教育所開展的生活技能、文化娛樂等教育內容,促進社會成員有效協調工作與生活的關系,有利于其精神生活的豐富、生活品質的提高。隨著老齡化社會的邁進與終身學習理念的推廣,社區教育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中的地位日益凸顯。

      (三)職業技能培訓效益外溢社會

      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收益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即不僅對受教育者本身產生內部收益,還會外溢至社會,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一方面,個體通過接受不同種類的教育學習,實現自身人力資本的投資,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與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會給其他社會成員以及地方區域帶來公共收益,例如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全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等。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效益外溢社會,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推動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在服務區域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著力點是高技能人才的輸送。職業教育發展具有區域性,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必然與地方經濟發展融合,依托當地行業企業與職業院校的資金、設備、場所、師資等資源要素,開展富有區域特色的培訓項目?!兑庖姟芬笤黾咏洕鐣l展急需緊缺職業(工種)的高技能人才培訓,發揮這些領軍人才在技術攻關、帶徒傳技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區域產業升級的技能人才需求與高技能人才培養的精準銜接,可以有效滿足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切實保障勞動者有效轉崗就業,進而實現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與區域經濟的聯動發展,搭建人力資源開發與生產方式進步的橋梁。在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之際,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具有提升人才紅利、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引領終身學習的社會風尚。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既是學校教育的補充與延續,也承擔不同于學校教育的任務。其將具有就業創業需求的人群納入教育和培訓系統中,提供多樣化的優質教育資源,其普及性使全民學習成為可能。引領終身學習的社會風尚,表現有三:一是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作為增進人格發展、強化工匠精神的國民教育活動,可以培育勞動者職業使命的自覺,以勞動實現人生價值;二是人人可學、時時可學的教育模式可以促進社會成員形成學習共同體,激發學習熱情,從而調動社會整體活力;三是社會成員以終身學習為紐帶構筑融洽的人際關系,增強對社會的歸屬感,提升社會整體凝聚力。在終身學習思潮的大背景下,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發揮著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引導終身學習風尚的重要作用。

      三、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主體多元化

      作為社會公共福利,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之所以能非排他地惠及公眾尤其是重點群體,關鍵在于其責任主體是政府。為加強培訓的專業有效性,政府主導通過市場機制購買服務,形成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供給主體多元化格局?!肮┙o”是經濟學領域內的概念,原指生產者在一定時期內愿意為市場提供某項商品或服務的數量[10]。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即為了提升勞動力就業創業能力、推動經濟社會改革發展,面向勞動者所提供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機會,其供給主體是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教育機會的承擔與生產者。供給主體多元化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需要多元化的福利供給來源,實現資源配置互補?!秾嵤┓桨浮芬苍O定了從政府舉辦為主轉變為政府統籌管理、社會多元辦學格局的總體目標。

      福利多元主義理論倡導社會福利主體與福利來源的多元化,福利的籌資、規則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門共同負責,主要應用于養老、教育、就業、社會救助等多種社會福利研究,其理論核心思想對理解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主體多元化具有普遍意義[11]。本文根據約翰遜的福利四分法,將供給主體劃分為政府、企業、勞動者、志愿組織四個,他們共同擔任更新、同步勞動者職業能力的社會服務責任,為社會成員提供多元化的整體福利。

      (一)政府:技能培訓供給的規范與監督

      多元主體提供職業技能培訓中,政府的主導作用體現為技能培訓供給規范的制定及其實施的監督。中央和地方政府代表公共部門,可運用公共權力和資源來滿足弱勢或基層群體的教育需求,援助其規避市場風險。福利多元主義理論認可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最低保障作用,但要沖破政府作為單一供給主體的社會福利模式的藩籬,重塑政府在社會福利供給中的角色。政府要從培訓服務的直接供轉向政策扶持、監督管理、輿論引導等宏觀事務,扮演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供給的規范者與監督者。

      其一,發布政策文件進行統籌規劃,宏觀指導層層推進。政府發布的政策文件起到統領作用,可以引導各主體合理配置資源,推進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構建。自2018年5月以來,我國陸續發布《意見》《實施方案》《行動方案》等多項關于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政策文件,各省也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地方政策,積極探索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實踐改革。

      其二,健全職業培訓的運行保障體制。為了發揮各主體間的協同作用,政府需要建立運行保障體制,包括考核評估與激勵補貼等。發達國家多引入第三方評價組織對職業培訓進行評估,我國《實施方案》也提出,要通過職業教育培訓評價組織來考核職業培訓項目,旨在建立以培訓合格率、就業創業成功率為重點的培訓評估體系,優化培訓準入審核與質量監督。落實培訓補貼政策同樣是鼓勵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重要途徑?!缎袆臃桨浮芬?,地方政府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對接受培訓的重點人群給予職業培訓補貼和生活費補貼,民辦與公辦職業培訓機構享受同等優惠待遇。

      其三,做好終身學習的輿論引導。在高等教育普及、學歷成為主流評價標準的當下,技術技能人才的社會認可度低,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吸引力不強。政府應積極開展技能大賽、勞模表彰等活動,加大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獎勵力度,充分利用電視、互聯網等媒介宣傳勞動者終身學習的事跡與形象,加強對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政策的解讀,有效引導社會觀念轉變,營造終身學習的社會氛圍。

      (二)企業:技能培訓供給的參與和建設

      在學習型社會中,企業作為學習型組織,承擔了其員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同時也以其優勢,參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借助市場機制實現組織的社會價值。人們可通過雇傭的方式從勞動力市場獲得社會福利。福利多元主義理論認為用人單位能精準感知產業發展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為適應經濟結構轉型、輸送優質人力資源做出重要貢獻,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與行業企業具備天然聯系,企業是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供給的參與者與建設者。一是企業內部自行舉辦在職員工崗位培訓。在知識技術日益更新的學習型社會,員工工作與學習的邊界日益模糊,企業內崗位培訓可以開發員工的職業能力,進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要將員工職業生涯發展與企業長足發展相結合,不僅注重職業培訓為產業發展服務的功能,也要滿足員工的全面發展訴求。企業應重視內部職工培訓,樹立終身學習的企業文化,組建專業化培訓隊伍,豐富職業培訓內容與形式。

      二是與職業院校合作,“訂單式”培養企業預備人才。職業院校具備實訓設備、師資隊伍等優勢條件,企業與市場具有聯動效應,校企合作可搭建學徒培養與就業的橋梁?!坝唵问健甭殬I培訓按照技術崗位需求調整專業設置,側重于問題解決式的職業技能培訓內容,靈活開發適應企業需求的培訓方式。2019年印發的《關于教育支持社會服務產業發展 提高緊缺人才培養培訓質量的意見》要求,推動優質企業與有關院校組建職業教育集團,深度開展社會緊缺領域人才培養培訓[12]。校企合作式職業培訓既能緩解職業院校的生源困境,也能滿足企業培訓市場的需求,提升勞動者職業技能的匹配性與應用性,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合理優化[13]。

      三是創辦職業教育培訓機構,面向社會人員提供職業培訓服務。開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升品牌美譽度的有效途徑?!兑庖姟分泄膭钜幠R陨掀髽I向有職業技能提升需求的人員開放招生,積極向中小企業和社會承擔培訓任務,為培養技能人才貢獻力量。與此同時,企業可結合地域特色,打造職業培訓的品牌,擴大社會輻射效應,有力推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進展。

      (三)勞動者:技能培訓供給的承擔與獲益

      現代社會成員間的“有機團結”關系規定了勞動者是培訓者和被培訓者的辯證統一。勞動者處于家庭、鄰里、朋友等社區網絡,屬于非正式群體,秉持個人責任原則。在歷史進程中,勞動者所處的社區一直是福利的基本提供者。福利多元主義理論認為以血緣、情感為紐帶的社會福利互助可為社區成員提供穩定的社會福利。隨著老齡化、少子化的人口結構更替和趨向于獨立的社會觀念變遷,我國家庭規??s小、結構不穩定,勞動者自身要對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承擔責任。

      一要端正參加職業培訓的動機。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蘊含使學習成為人們生存狀態的思想,可淡化獲取知識的工具色彩,將教育還原為本真的人的自主與自由發展,彰顯學習者的主體價值。在出于考取證書等實用性動機的同時,勞動者也要將終身學習內化為主體自覺,把學習融合于自身生命周期始終,實現對自我的終極關懷。

      二要克服職業培訓的學習困難。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所扶持的重點人群往往未能在義務教育階段習得扎實的文化知識,學習主動性與發展潛力差。職業技能發展與科學文化素養相輔相成,勞動者薄弱的文化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實踐技能的掌握與運用[14]。勞動者要珍惜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教育機會,堅定學習信念,克服惰性,調整學習策略,以學習的滿足感與幸福感激勵終身學習。

      (四)志愿組織:技能培訓供給的協調與融通

      志愿組織承載團結與互助責任,體現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團結互助。福利多元主義理論強調,獨立的志愿組織可在政府、企業、勞動者之間建立聯系紐帶,對統一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整合社會福利起到潤滑和推動作用。當前,我國的志愿組織包括NGO、NPO、民辦職業技能培訓機構等,具有公益性和民間性的突出特點。公益性指以提升社會福祉為宗旨,憑社會使命感開展工作,更加關注弱勢群體。民間性指可以貼近基層,靈活掌握勞動者需求。我國志愿組織在供給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上的貢獻具體表現為兩點。

      一是完善多元經費籌措機制。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無法比肩普通教育,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渠道亟待拓寬?!兑庖姟饭膭罟嫘陨鐣F體捐資辦學、贊助職業技能競賽活動。志愿組織的發起者往往具有較好的社會資源,可有效引入社會資本,緩解政府通過公共財政購買職業培訓服務的壓力,也能激發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活力[15]。

      二是豐富職業培訓內容。志愿組織貼近勞動者生活,為他們提供學習交流場所,主要開展英語與計算機等通用式文化培訓、法律知識普及等內容,還設有流動影院、聯誼活動等娛樂生活。志愿組織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和企業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上的不足,滿足了勞動者對學習、維權與文化生活的訴求。

      四、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治理方式社會化

      政府主導的多元主體的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跨越了社會勞動分工領域,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有序進行,需要在不違背各主體社會使命的前提下,秉持平等協商原則,生成體現公平正義的規范約束各方行為,即治理。治理是政治學領域的話語,指若干利益者在政府的引導下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合理配置資源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市場與志愿組織的地位提升,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治理不能單純依靠國家,而要凝聚多方社會力量。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多主體供給格局天然存在不同利益立場的主體相互影響決策的博弈過程,職業教育所具備的跨界屬性也決定了社會化共治的價值取向,因此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需完善社會化的治理方式予以管制與約束。

      (一)培訓者治理規范的法治化

      社會化的治理方式順應了多中心治理的趨勢,可增強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服務的積極性與效益,規避單一主體承擔所造成的失靈風險。失靈是資源配置不合理,無法在成本與收益間尋求平衡的狀態,包括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機制失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不愿負擔社會成本,缺乏生產動機,導致供給不足或低質。政府失靈是指政府干預市場機制,耗費極大成本,預期效益不高,難以長期維系,造成供給無效或過度。

      化解失靈的關鍵在于實現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效率最大化的同時,兼顧各主體利益、約束競爭行為,整合與優化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資源。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各供給主體均有一定的優勢與不足,這為建立協同合作、相互依賴的緊密關系創造了條件。政府、企業、勞動者、志愿組織等主體要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并遵守一定的原則與規范,建立制度化的合作伙伴關系,實現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效益的最大化。這呼喚著培訓者治理規范的法治化,包括硬法與軟法兩類,硬法制定治理的基本框架與原則,軟法商定治理的具體行為規范。

      (二)依法規范培訓供給的權責

      硬法是體現國家意志、依靠國家強制力實施的行為規范,通常指國家的法律法規。加強職業教育立法的頂層設計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選擇,適宜的法律制度環境也有益于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持續發展。完善的法律法規可規范政府、企業、勞動者、志愿組織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中的權責,將其納入法治軌道,各司其職,按律行事。這樣才能實現由多責任主體抵御風險、謀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依法推進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是國際職業教育發展的大趨勢,許多發達國家均完善了相關法律法規。例如德國頒布的《職業教育法》、法國頒布的《職業繼續教育法》、日本頒布的《職業能力開發促進法》、美國頒布的《終身學習法》等[16],均對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供給主體的權責做出明確規定。我國目前的法律相對滯后,職教領域的專門法律《職業教育法》自1996年頒布從未修正,而《勞動法》《就業促進法》中關于終身職業培訓的條文和內容處于欠缺狀態,難以適應當前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發展的新趨勢。我國未來還需不斷優化法律環境,使立法與政策統一協調,完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重要制度保障。

      硬法規制的重點在于規范權力與義務,強化主體責任,實現共贏發展。政府具有宏觀調控的行政權威,在制定政策、整合資源、引領輿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行業企業掌握市場資源,通過競爭機制調動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活力,可提供高效且優質的職業培訓服務。勞動者是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享受者,要提升其培訓意愿,增強自助自強能力。志愿組織發揮政府與其他主體的潤滑協調作用,在調研勞動者需求、多途徑籌措公益基金、評估職業培訓效果方面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我國未來應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硬法規制終身職業技能培訓的健康發展。

      (三)契約約束培訓供給的權責

      軟法與硬法相對應,泛指無法律約束力卻實際發揮效力的行為規則[17]。軟法在公共事務領域中發揮獨有的治理作用,源于契約精神的指導,各主體以平等的地位進行民主協商,自主簽訂合作協議,實現互惠共贏。法律制度建設的漫長周期凸顯了軟法靈活性強、適用廣泛的優勢,多元參與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也與共同協商的軟法約束相契合。

      軟法治理在多元化辦學上較為適用。以提供差異性、針對性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內容為例,政府應建立統一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資源平臺,調動企業、社會職業培訓機構、社區及勞動力代表參與協商。志愿組織主要負責調研職業技能需求,政府宏觀指導、企業主體配合,定量與定性考察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方向。政府牽頭、第三方評估社會職業培訓機構現狀。當前,我國政府具有絕對的話語優勢,企業、勞動者、志愿組織在職業培訓政策決策中仍處于邊緣地位。未來應盡快建立起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服務的利益博弈框架,明確各供給主體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

      軟法治理的重點在于建立契約性的協調機制,充分發揮各主體的價值優勢、實現互補調適。根據福利多元主義理論的觀點,各主體存在相互獨立又依賴的聯系:政府體現著平等與保障的價值,但降低了自由選擇的寬松度;企業體現自由與選擇的競爭過程,但具有趨利性和不平等性;勞動者體現成員之間的互惠與利他,但有一定的排他性;志愿組織秉持志愿原則,卻缺乏專業性,效率低。為了建立契約性協調機制,各主體要處于平等、中心的地位,建立分層、規范的協商程序,在第三方評估的監督下,共同商定協作的具體行為規范。

      參 考 文 獻

      [1]李蜀人.從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西方政治的啟示[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145-152.

      [2]孫長遠,龐學光.論職業教育的產品屬性及其產品屬性的可賦予性[J].江蘇高教,2016(6):151-154.

      [3]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1-24)[2019-08-0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4]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01.

      [5]國務院.關于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的意見[EB/OL].(2018-05-03)[2019-08-0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08/content_52891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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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Snyder F. Soft Law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M].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Springer Netherlands,1994.

      On the Publicity of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Xiao Fengxiang, Guo Jie

      Abstract? As a modern social welfare, the publicity of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attribute,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generalization of welfare securit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subject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governance. Welfare guarantee generalization refers to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for all, serving life and benefiting the society;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subjects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workers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socialization of governance means the combination of legal norms and contractual constraint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Key words?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vocational training; publicity; social welfare

      Author? Xiao Fengxiang,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 Guo Jie,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of Tianj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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